中国文化 · 古代书籍装帧设计的天人合一理念

书籍是文化的结晶,它一产生,自身就具备两种属性,一曰精神属性;一曰物质属性。所谓精神属性是指书籍的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所谓物质属性即指它的装帧形态。书籍的装帧形态是随着书籍的制作材料、制作方式、社会的经济状况及文化的发展和需要而变化的。其中,中国文化对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是深层影响和潜移默化的。

 

一、“天人合一”与书籍的版式

 

能称之为现代汉字鼻祖的是甲骨文,甲骨文已经完全具备汉字“六书”的六大构成类别,点划基本上都是由一些长短线互相配合构成,具有我国汉字称为“方块字”的非常显著的特点。既然是方块字就有排列的方法。《尚书·召诰》说:“有夏服(受)天命”;《论语·泰伯》说:禹“致孝乎鬼神”,说明夏代奴隶主已假借宗教来欺骗压迫人民,进行统治,这时已有关于“天”的意识,只是比较朦胧。

 

到了殷商,形成了一种和巫术紧密结合的宗教迷信,认为宇宙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叫做“帝”或“上帝”。“上帝”有如父亲;“下帝”有如儿子,所谓“天子”。做儿子的,一切都得服从父亲的命令。如殷墟甲骨卜辞有“甲辰,帝令其雨?”“帝其降堇(馑)?”等话。适如郭沫若先生所说,只称“帝”可以表示出双重的意义:既有至上神的意义,又兼有宗祖神的意义。作为至上神则有从上到下的含义;作为宗祖神则有从远古到当时的连续的含义。这样,在刻写卜辞时,必然从上而下地顺序刻出,这种刻法既可秉承“天”的旨意,又可连续刻出,形成竖写直行的款式。中国古代崇尚以右为上,以左为下。从上到下,自然也就是先右而左了。这种书写款式一直沿续下来。青铜器上的铭文,帛书的文字,都是如此。这说明,随着传统思想的形成,文字书写的款式逐渐固定下来。由于先右而左的读法,使后来的册页书形成从左往右的翻法,一直到现代书籍出现之前。

 

周代替了殷后,周人继承殷人“天”的思想。春秋末年战国时,孔子提出“天何言哉”的命题,意思是天是无言的、无形象的,把天作为一个自然物同神分离开来。到了汉代,董仲舒上承先秦,下启魏晋,提出了著名的“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的本质是人天合一,是对人的自身存在、构造、活动的深刻的认识,它形成的是以人为主强调人参天地的积极能动的人文主义世界观。

 

中国古代最早的正规书籍是已被认同的简策书,它已具备了书籍装帧的一些基本形态。简策书主要用于官方,当时“天”的思想仍是统治者极为推崇的,为了他们的统治,不会放弃和改变对“天”的看法。简册书仍沿袭甲骨文、金文的竖写直行、由右而左的款式。

 

帛书继承简策书的版式特点,把简策书中两根简所形成的自然隔线运用在帛书上,出现了朱砂或墨画的行格,后来称红色的为“朱丝栏”,称黑色的为“乌丝栏”。 “朱丝栏”和“乌丝栏”行格的第一次出现,好像很自然地依简策书变化而来,实际上包含着美学和实用的因素。它虽然受到简策书的启发,却包含有“天人合一” 的主观的意向。汉代,由于“天人合一”思想的成熟,上下直行的观念进一步发展,不但有了行格,进而使天头、地脚的观念更加明确了。

 

帛书出现后又陆续出现了卷轴装书、旋风装书、梵夹装书和经折装书。这几种书籍的书写方法大体上相似(当然,装订方法不同),只是旋风装书中的页子是两面书写,其它都是单面书写,在版面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东汉蔡伦造纸和隋末唐初雕版印刷出版后,发展到宋代,便进入它的鼎盛时期,印本书版面也有了比较固定的格式。这个格式的形成和“天人合一”及其“同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都是由天地演化而来的。“天人合一”有几层含义:一是形体上的“天人合一”;二是感情上的“天人合一”;三是规律上的“天人合一”。孟子讲“万物皆备于我”,表达天下万理都集聚于人身上、人参天地。

 

人是主要的。所以,在人的各种行为中,人从“天人合一”中得到同构,形成“天人感应”。“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事事皆如此。

 

版框即“边栏”,又称栏线,单栏的居多,即四边单线。它不只是实用和美学的需要,更包含哲学的内涵。也有外粗内细双线的,称“文武边栏”;还有上下单线左右双线的,称左右双边。

 

图中版面左面有耳子,有的书在版面右边有耳子,称书耳。在左面称左耳题,在右面称右耳题;还有的书两面都有耳子。耳子很像人的耳朵,耳朵是用来听声音的,有了耳朵人也好看多了;耳子则是为查检方便而设,略记篇名。有了书耳,检查方便多了,版面也好看多了。耳朵获取信息;耳子保存信息,查耳子也可获取信息。

 

把版心分作三栏,以像鱼尾的图形为分界,上下鱼尾称双鱼尾,它的空白部分其实很像人的嘴,称为“版口”。嘴是用来吃饭和说话的;版口多记录书名,其意义也在吞吐书的内容。版心中上下各鱼尾到版框之间的部分称“象鼻”,称其为鼻是因为它在版面左右的中间,且有宽度;因为它长曰象鼻。鼻是用来呼吸的,没有鼻,人必死;象鼻为折叠书面页标记,没有标记何以折页,不折页或乱折页不能成书。

 

书的眼就是孔,是用以穿线或插钉的。一般地讲人的眼睛越大越好看;书眼则孔越小越好,大则伤脑。人眼是为看东西的,书眼则为固定书的。书脑是各页钻孔线的空白处,即书合闭时的右边。书是看的,书页是翻的,唯书脑藏于订线的孔和之间,在内部不可动,故称其书脑。

 

古人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同构”下,在“天人感应”的影响下,用《易经》的思维方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人为主,以人为核心,用近似于人头的形式创造出印版书的版面,这个版面包含着“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包含着“天人合一”观念影响的美学观,以及此种美学观所形成的“中和”创作手法,这是一种文化行为,也是传统文化发展到雕版印刷技术出现后的必然结果。

 

二、“天人合一”与书籍的结构

 

从简策书籍谈起。

编简成册以后,第一简必定写这篇书的题目,这很像线装书中的书面或封面,如果这篇书是一部著作的一部分,在篇名下还可以加上这部著作的总名。之后再加上两根不写字的简,曰“赘简”,目的为保护书,有这样一个过渡空间,给人以舒畅之感,这与后来的“护页”起同样的作用。然后是正文,一般顶上部写到顶下部;有时空一根简不写字;有时从中间部分开始写字,版面错落有致,巧妙古朴,很有特点。把一卷简策平铺在桌上,从第一根简到最后一根简,细细端详它的结构、顺序,会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它在按照一种模式编排,这种模式到了线装书时会更清楚,它们所内涵传统文化的脉络也会更加明显。

 

卷轴装书结构、顺序比起简策书、帛书要复杂一些,出现了卷首的空白纸、小的字号、抄书人、校正人、抄书年月等等,这些内容的出现,必然使顺序有所变化,结构变得复杂了。在安排顺序、结构的思路上仍没有离开“天人合一”和“同构”,反而感觉更深入、更丰富了一些,有血有肉,更接近“近取诸身”的总的观念意识。

 

旋风装书的结构仍未脱离卷轴装书的特点,另外,有一点要引起注意,即旋风装书的页子的右边粘在底纸上,依次粘,看书时由右向左顺序看,看完后往右翻过页子继续读,旋风装书首次出现了翻页子的方法对后世的书籍影响很大,一直沿用。

 

用“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天人合一”思想分析一下雕版印刷的蝴蝶装书、包背装书、纸装书的结构。首先是封面或内封面(书名页),给它起名叫“面”,就好像人的脸面一样;封面的背面常刻有刊记或牌记,相当于现代书籍的版权,接着是序言、凡例、目录,这有如人的脖子一样,是一个过渡,然后是正文和插图,这是一本书的主要部分,有如人的五腹内脏;最后是附录和跋语,很像人的手和脚,书名页和跋语之外是书衣、书皮或护封,这三个名字都很确切。书名页、跋语页和书皮之间各加一至二张白纸为护页,亦称副页,这是从简策书中的“赘简”、帛书中的空行发展而来。另外,中国古籍上下直行书写,自右往左读,这就决定了书的翻法必须从左往右,亦即版口在左,订口在右,俗称“中式翻身”。

 

从中国古代雕版印刷书籍的结构状况,可以清楚地看到“天人合一”传统思想的巨大作用,这个结构的形成是中国文化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天人合一”与书籍的装订

 

书籍的装订形式在书籍的装帧形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装订形式又首先受到制作材料的限制,受到社会经济状况、文化传统及制作方法的影响,装订形式的不断变化仍是文化现象。

 

简册书是由竹子等材料经过一番复杂的加工之后制成可用的竖长简片,在简片上1/3和2/3位置上用刀刻出小缺口,竖直写上字、一片一片写完后,从左向右将并列的各简片用丝绳在缺口处编连成册,这样装订就算结束了。“编”,在这里很重要,没有编就是断的,简片不能成书;有了编就能表达出“天人合一”中人副天数(即天下万理都集聚于人身)和人参天地(即人可以用万物)、以人为主的人文主义世界观。从形式上讲,“编”就是简策的装订,也是后世装订的基本概念。

 

帛书和卷轴装书的装订方法相似,只是用料不同。它们的“编”表现在帛或纸的粘接上,一册书就是一卷。帛书和卷轴装书虽然没有简策书显得古朴,却多了雅气,充满着文化气息,浸透了孔子的爱物(泛爱)的人道主义精神,并显得更加“中和”、秀美,是一种文化上的进步,也是“天人合一”和谐融洽关系的进一步体现。“粘”比“编”要进步,它们的哲学含义是很有区别的。

 

旋风装书的“编”仍是粘,比卷轴装书又增加了将写好的书页按先后顺序自右向左错落叠粘。

 

经折装书仍然受到卷轴装书的影响,它的“编”仍是粘,一张一张的纸粘接成长条,然后一正一反地反复折叠成长方形折子,前后分别粘接两块硬纸板或木板,作为保护书籍的封面和封底。经折装书中出现的“折”在中国书籍装订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折”是个文化现象,却包含极其丰富的哲学内涵,它是 “卷”发展到经折装时必然出现的划时代的突破,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没有“折”,不可能有后来书籍装订形式的逐步完善,难以有现代装订形式的形成。“折”使书籍装订形式不断进步,“折”推动了书籍装订史的发展。

 

蝴蝶装吸收了旋风装单页的特点,又吸收了经折装中正折的方法。蝴蝶装的“编”仍为粘,书口与书口之间用浆糊粘连。这完全不同于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中的粘接成长纸,是单页的粘连,更接近于线装书的完整形式,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蝴蝶装书从装帧形态上讲,远不同于以前任何形态的书,它用折、粘等手段把零散的单页按顺序紧固在一起,有条不紊,白页、书衣、内文等等,变成一种和谐的关系,是相对完整的“天人合一”整体。蝴蝶装书所表现的和谐、秀雅的状态,是“异质同构”的典型。包背装书改变了蝴蝶装书内在的不和谐的缺点,翻开看时不再出现断开的现象,连续性增强,关系顺了,结构变得更趋合理,“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和行为再次得到更深一层的体现。包背装和蝴蝶装在形式上虽然只是书口内折还是外折之别,却在深层上显示出“小宇宙”内在关系的顺畅程度。线装书的“编”不再是浆糊粘,而是既结实又美观的穿线。线装书中把不和谐的因素均已淘汰,剩下的都是必不可少的精华,穿线是最后的改进。线装书是传统文化的产品,就这一点讲它至高至雅;线装书也是文化,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所达到的高度和完美的方式,因为,文化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人化。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传统书籍中最后的装订方式———线装用线固定;中国古代书籍最初的形式“结绳记事”用绳来打结、固定;中国最早的正规书的装订方式———简册用绳编连,线之加粗即变为绳,绳之减细则变为线。转了一圈又回到相似的材料和材料的相似中来,古籍的装订也有它的发展规律。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传统文化是活着的文化,活在每一个现实的人的无意识中,渗透在一言一行之中。中国古代的书籍装帧是传统文化,也是传统文化的记录或产品,既要看到古代书籍装帧的外在形态,更要看到它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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